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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网友评论：网络自由的尺度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Chobits 时间: 2006-9-22 07:51 AM 标题: 网友评论：网络自由的尺度

　　究竟是应肯定网民的“伸张正义”，还是教育网民放弃“网络暴力”？

　　—关于隐私权与网络暴力

　　最近，针对“虐猫事件”、“铜须门事件”等引发

　　普遍关注的“网络暴力”问题，高新民老师嘱我写一篇“视点”文章，“教育网民”。本来对此素无研究，思量再三，只能谈点极个人的意见，不敢称“教育”谁，算是交流看法吧。

　　所谓“网络暴力”，是就“网络追杀”这种行为而言的。在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中，表现为网民针对某种不符合社会道德的行为，采用网络黑客的手段，公布个人隐私，从网上追到网下，用网络“私刑”置当事人于难容社会的处境。这种行为看起来象是“行侠仗义”，但权利滥用后，保不齐也会演变成《武林外传》第一集中郭芙蓉式“替天行道”的“恶行”。

　　究竟是应肯定网民的“伸张正义”，还是教育网民放弃“网络暴力”？这确实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。要想得出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、“肯定一定以及确定”的结论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深算其中的理论步数，用大道理来说服小道理。我给大家提供的，只是一个基于后现代视角的分析。

　　两种“两种自由”

　　1、伯林的“两种自由”

　　在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中，两种自由在打架。从表面看，是伯林说的“积极的自由”与“消极的自由”在打架。

　　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，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。在伯林看来，积极自由意味着自我控制和自我实现，积极自由所强调的主旨是：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，而不是被别人或外在力量所控制，亦即自我控制。而消极自由则是一个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私人领域。消极自由就是在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内，“主体被容许做他有能力做的事，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”。

　　对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的主角来说，积极的自由是作为隐私虐猫和偷情；消极的自由是保护隐私不被干涉。对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的参与者来说，积极的自由是选择干涉别人虐猫和偷情；消极的自由是不受法律制约地干涉别人的隐私。

　　伯林的理论似乎不能很好地解释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：因为事件主角的积极自由同参与者的消极自由相冲突；事件主角的消极自由同参与者的积极自由相冲突。肯定一种自由，就必然否定另一种自由。它们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

　　其实伯林的本意在于说明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之间的矛盾。所以需要另一种“两个自由”的表述，才能切合当下的语境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。

　　2、当前的“两种自由”

　　适合当前的“两种自由”，一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，一种是后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。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，是个人自由，是权利与义务在社会交换意义上对等的自由，即同质性的自由(即卢梭意义上的相对自由，它与社会自由是同一概念)；后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，是个性自由，是不可交换的自由，即异质性的自由(即伯林和施特劳斯意义上的绝对自由)。

　　如果按照布瓦索信息时空体系的三个维度—具体与抽象；未扩散与扩散；未编码与编码—来描述，个性自由存在于信息时空的具体状态、未扩散状态和未编码状态；而个人自由存在于信息空间的抽象状态、扩散状态和编码状态。

　　这样一对照，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的本质就清楚了：按照现实世界的规则(即相对自由规则)，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主角的行为，当它们显现出来时，必须接受社会权利与义务的检验，他们违背了可交换的社会自由的原则；而按照虚拟世界的规则(即绝对自由的规则)，当它们隐匿起来时，他们不必进行社会交换，没有违背个性自由的原则，他们可以有选择的自由(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由)。网民行为的实质，是把主角的行为，从虚拟世界拉回了现实世界，但却没有分别按两个世界的不同规则分别对待，而是使虚拟世界直接适用现实世界的规则，却又没有让现实世界适应虚拟世界的规则。诚如有的媒体指出的“是用一种自由限制另一种自由”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
　　把这个问题放在布瓦索的体系中，矛盾清晰地浮现在大家面前：当事人的行为，作为个性行为和绝对自由，本应存在于未扩散和未编码状态，是一个具体的异质性的行为，但它们被违背本意地编码化和扩散了；参与者的行为，作为社会行为和相对自由，本应存在于编码和扩散的状态(公共领域公开状态)，是一种符合抽象原则的同质化行为，但他们实际进入了一个未(该)编码和未(该)扩散的领域(个人绝对隐私领域)。社会法律和道德体系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以适应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，于是出现了规则混乱。

　　在现代性状态中，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的原事件，属于“有的事，只能干，不能说；有的事，只能说，不能干”的规则区间；在后现代性状态中，则属于“有的事，除了干，还能说(如日记)，但不能看(绝对隐私)；有的事，只能说，不能干，但可以看(如胡编乱造)”的规则区间。造成混乱的关键在于数字化、网络化，它把原来未编码(未数字化)、未扩散(未网络化)的个人绝对隐私，变成了网上的代码，而这种代码没有受到应有的区隔和保护；当黑客和意外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后，一切就变得不可收拾和不可理喻了。因此，如果追究责任，问题就出在规则缺位。

　　针对“两种自由”的规则

　　当“未编码-编码”和“未扩散-扩散”这两个维度，在“电子”和“网络”两种生产力的冲击下，不再能够成为区隔个人自由(即社会自由)与个性自由、也就是具体自由与抽象自由的有效屏障时，一种自由经常限制另一种自由，规则就到了应当调整的时候了。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只是提醒我们调整规则的两个信号弹。“铜须门事件”中存在着事实不清的问题，如果纯系胡编乱造或另有隐情(未来这件情形很可能重复发生)，那么破坏他人隐私权获得的，将是一个纯粹的虚妄；付出的却将是惨重的社会代价。

　　我个人认为，由于我们同时处在两个世界—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—之中，因此不能用单一规则解决问题，需要一套规则，包括现实世界的规则、虚拟世界的规则和它们之间的转换规则。比如，具体到“虐猫事件”和“铜须门事件”来说，首先要有一套隐私权保护的规则，保证事件当事人的合法隐私，不受法律以外的行为的侵害。其次，要有一套治理现实世界的规则(现有规则)规范现实世界。特别是，还要有一套处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规则，当两个世界发生差异、矛盾，乃至冲突时，进行价值转换和调节。例如，决定该不该由网上追到网下，通过谁来追，如何评估是非。

　　为此，我们还需要做一项更为基础的工作：进行效用与价值的重新区分(深化卡尼曼的工作)，进行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区分(深化波普尔、布瓦索的工作)。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时空，是意义存在的时空，在对新的规则，及新旧规则的转换，起着一种我们以往不熟悉其规律的作用。意义的尺度，显然应当不同于社会的尺度。由于篇幅所限，只能到这里了。(姜奇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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